打通灾害预警“最后一公里”，提高灾害预警有效性，完善基层执行的闭环管理，对防灾减灾意义重大。如何解决预警信息“最后一公里”落地难问题？
一是要强化顶层设计。临灾预警“叫应”机制应运而生，将预警信息由传统的推送式响应，变成强迫式叫应。实现预警信息 “发得出、送得到、叫得应”。自预警“叫应”机制建立后，多个地区能及时转移群众、避免伤亡。舆论认为，临灾叫应机制的建立，正是在当前极端天气频发情况下所做出的积极尝试。
二是要夯实基层基础。特别是要完善基层执行闭环管理机制，部分地区的经验做法可供参考，如北京延庆区大庄科乡设立的纪检监察组在防汛、防火等应急预警、响应期间，开展在岗督导检查、资金和物资分配监督、发现问题并及时纠正、落实整改等工作，确保责任制预案落实、领导靠前指挥等。
广元市是四川省全省地质灾害较为严重的市州之一，通过建立跨区联防联控、“30123”预警叫应机制，并将避险转移临机决定权交给基层一线防灾责任人员，努力做到“风险联防，预警联控，响应联动”。“30”即县级地质灾害指挥部办公室30分钟内向市地质灾害指挥部办公室反馈预警信息接收情况。“1”即乡镇相关防灾责任人每隔1小时向乡镇地质灾害指挥部报告防灾措施落实情况。“2”即乡镇地质灾害指挥部每隔2小时汇总当前雨情、灾险情等信息报县区地质灾害指挥部办公室。“3”即县区地质灾害指挥部办公室每隔3小时梳理汇总辖区降雨实况、灾险情、避险转移情况报市地质灾害指挥部办公室。同时为保证叫应机制运行顺畅，广元市实行限时未“回应”紧急核查机制，县区及以下层级预警信息如超出规定时限未“回应”，上一级地质灾害指挥部立即启动紧急核查，第一时间组织工作组赶赴现场核查情况。
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刘传正认为，暴雨预警等级确定与调整既要具有科学性、权威性，也要考虑社会影响的实时性、滞后性，还存在暴雨红色预警叫应机制有待健全、响应行动要求需要细化等问题。他建议，要明确、细化“超标应急”的具体要求和特殊情景下的应急处置授权；针对不同区域的城镇、乡村，分类提出应急处置和转移撤离的暴雨量级、淹没水深、流速、风险地段、淹没对象，强化防灾减灾和避让应急空间建设，打通预报预警到应急行动的法规、制度通道；各地在制定应急预案时，要考虑要多元化、综合化、齐全化、实用化，明确不同等级的应急处置要求。各地在探索自然灾害预警基层管理体系时，需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，发挥最前沿的城乡社区负责人、群测群防员、应急工作队、志愿者等人员的合力，根据预警发布的地域、时段和级别指挥部署、预防准备、快速响应处置。
从舆情层面可以得出以下启示：
1、将社会舆情大数据作为防汛预警的一个重要补充。当前社交媒体平台等社会舆情大数据在暴雨洪涝监测预警方面，具有量大面广、形象直观、时效性强、更新迭代快的特点和潜力。社会舆情大数据可以作为防汛预警的一个重要补充，结合专业监测，为防汛预警提供新技术和数据支撑。
2、完善灾害信息沟通联络机制。进一步完善部门、市县、跨区域之间自然灾害信息沟通和共享机制，及时联合会商研判，准确掌握灾害相关情况，核准重要敏感数据信息，做到多渠道收集、单渠道发布，确保预警信息发布的准确性、时效性。
3、完善网络舆情监测预警机制。由网信部门牵头，依托大数据、云计算技术，全面整合灾害事件中的舆情信息，汇集数据资源并规范管理，推进各部门网络谣言信息共享和数据互通，构建长效治谣机制。
4、建立利益协调机制。网络舆情之所以不断发酵，是主体行为助推的结果。主体的行为差异与其期望的“利益”密不可分。郑州轻工业大学教授周广亮认为，在利益协调机制中，国家利益应置于最高位置，群体和个人利益处于从属地位。一是建立顺畅的利益表达机制。作为舆情主体之一的受灾群体，其利益需求最为迫切、单纯，就是将损坏的家园重新建起来、破碎的生活重新圆起来、受伤的心灵得以慰藉。二是建立符合国情、科学合理的利益补偿机制。对于重点主体的迫切需求，政府和社会的救助是关键。补偿需要建立必要的常态机制，要符合国情，更要公平公正，可采取通用的“一般标准+例外标准”模式，尽可能实现更广的覆盖面。三是要有利益调解机制。人不患寡而患不均，在现实社会中亦是如此。部分舆情就是由于主体间获得的利益不均衡出现矛盾纠纷，继而寻求网络声援造成的。利益调解机制以基层调解为主，将经济利益、人际关系同步调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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